在为期一个月的慕尼黑大学暑期学校中，我系统掌握了欧盟的组织架构、运行规范等背景知识，在课堂上就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等事件与同学进行决策情境模拟。我游历了德国的慕尼黑、柏林，奥地利的维也纳、萨尔茨堡这四座城市，既为阿尔卑斯山下的哈尔施塔特与新天鹅堡这些纯洁童话诞生的地方而沉醉，也为达豪集中营与柏林墙这些上世纪最沉痛的教训而叹息。如果要将这些斑斓多彩的记忆整理出一条线索，我想要回到我最初对暑期学校的那份期许——

　　来到慕尼黑大学以前，我期待这次以欧盟政治研究为主题的暑期学校能够让我把这两年在阅读与学习当中接触到各种西方政治思想与它的现代形态连接起来，让我在对欧洲政治现状的了解下，理解欧洲的“现代性”所在。终于，一个月以后，我可以满意而感激地说：庆幸我选择了这次项目，庆幸我在德国度过了如此珍贵的一个月，能够零距离触摸它——近一个世纪来可以说是这个地球上最具复杂性、最具争议性、在极权主义和理想主义上都走得如此之远的一个政治体——它的过去和现在都承载着现代人最可贵的教训和追求。在慕尼黑，在德国，我遭遇了现代性。

（一）世俗化的欧洲

　　因为在学校的“本科生科研”项目中选择了基督教相关的题目，我对于宗教问题一直都非常关注。在漫长的上千年内，谈论在这片大陆上的政治事件若不涉及宗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令我诧异的是，在一个月关于欧洲政治的课程中，即使是在与宗教冲突密切相关的难民危机、欧盟东扩等问题上，宗教却始终鲜被提及。难道在现在的欧洲，宗教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吗？

　　为了解答心中的困惑，我挑了一个周日专程去了慕尼黑市中心的六个教堂：圣保罗教堂、圣母教堂、市民会馆教堂、圣灵教堂、阿桑教堂和一个东正教堂。虽说这天是周日，即基督徒做礼拜的日子，而且慕尼黑所在的巴伐利亚地区按理说是一个非常保守、虔诚的地区，但这一天我在教堂中看到的做礼拜的当地人寥寥可数。布满了美丽湿壁画和镶金雕塑的教堂被游人充斥，相对而言不是出名景点的圣保罗教堂甚至还空无一人地迎接着我。我所见到的不多的礼拜者，也几乎全部都是中老年人，他们虔诚地步入教堂、沾取圣水，一步步进行着千年来恪守的仪式。有意思的是，那一天我唯一见到的礼拜的年轻人是在东正教堂中。这个东正教堂并不在市中心，相比起其他天主教堂外观可以说是非常朴素。内部拜占庭式金碧辉煌的壁画才重新向我印证这也是一个统治了广袤疆域的宗教，而它满壁的俄文仍然昭示着它与当下环境异质的身份。四个斯拉夫面孔的青年男子在我之后步入教堂，一跨进门后便朝着教堂中心的耶稣塑像注目，而后低首行礼。他们的敬畏举止和我这个举着相机的游人对比不由让我有点尴尬，赶紧飞也似地逃离了。与眼前这座并不原生的东正教堂比起来，天主教堂高耸入云的尖顶仍然令人心生畏惧，基督受难的雕塑仍然震撼人心，但是它似乎已经不再是大多数人的心灵居所了。

（外观极为简朴的东正教堂）

（东正教堂中风格迥异的壁画与俄文）

　　在教堂的见闻使我触动。为了进一步看清宗教在如今欧洲的位置，我选择了“从宗教角度来看欧洲移民的融入”这样一个问题作为我暑期课程论文的主题。这时我才了解到，这一系列的欧盟研究课程完全没有提到宗教问题也是事出有因的：欧盟完全不存在任何宗教领域的政策，仅存的与宗教相关的表达仅仅是在1999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中表达的“尊重与不歧视”任何宗教政策与宗教组织的态度。可以说，在欧盟的维度上，政治和宗教已经被完全分离开来。法国作为一个典型的政教分离的国家，在1905年的宪法中就确立了“Laïcité”（“世俗化”）的原则，将宗教完全归入私人领域，甚至不允许任何组织从宗教角度来对人群进行划分。

　　与这样的世俗化政策同步的，是一部分欧洲国家信教程度的下降。从欧盟的民意调查机构Eurobameter 2005年发布的数据来看，北欧与西欧国家普遍表现出比南欧、东欧国家低得多的“信仰上帝”的比例。在具体数据上，瑞士、德国、卢森堡等国家“信仰上帝”的比例在50%左右，最低的瑞典、爱沙尼亚则低于20%。另一方面，信教程度在不同教派上存在明显差异：北欧、西欧国家大部分都是传统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信教程度更高的东欧、南欧国家则多属东正教、伊斯兰教。值得一提的是，没人知道何时会结束的欧盟东扩进程，恰恰步入了一个宗教冲突的阶段。在本世纪纳入欧盟版图的国家当中，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摩尔多瓦都是典型的东正教国家。而尚在进行入欧谈判的国家中，土耳其就是一个典型的伊斯兰教国家。如果土耳其进入了欧盟，欧盟将迎来它的第一个伊斯兰教国家成员，欧盟内部信仰情况会更趋多元。

　　而已经进入了“主流”欧盟社会的穆斯林又能否成功融入呢？我在德国的时候正好碰上法国某些城市出台“布基尼”禁令，这与几年前的“尼卡布”（一种遮住脸上大部分区域，只露出眼睛的穆斯林妇女装束）禁令如出一辙。与法国不同的是，德国没有这些禁令，我在慕尼黑繁华的玛丽安广场特意观察两个小时，还是能看到三五个身着尼卡布的穆斯林妇女。从欧盟层面宗教政策的缺失，到不同国家对待强烈宗教特征的不同处理方式显然传达了一个讯息：在一个世俗化的欧洲，如何应对那些并不世俗化的宗教仍是尚无定论的。问题在于，没有妥善安置好的宗教差异，在现实层面很容易转化为政治斗争的宣传标语。法国的“布基尼”、“尼卡布”禁令就为大量极端伊斯兰教徒作为借口发展壮大其组织，策划恐怖袭击。更重要的问题是，如果完全任由各自发展，那么日渐退入私人领域的天主教与仍然极强调身份标识的伊斯兰教会否愈发不平衡，改变欧洲大地上的宗教现状？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极端突出宗教身份标识不是独属伊斯兰教的特征。企图用宗教统领世界的极端追求，同样在基督教历史上烜赫一时。十字军东征、三十年战争这些惨烈的宗教战争都曾经发生在这片土地上，但宗教狂迷最终仍被理性所规训。因此，也不能因为当下伊斯兰教的一部分宗教信仰为政治捆绑而将其妖魔化。曾执教于慕尼黑大学的马克斯•韦伯的论断是令人深思的：当代资本主义精神中“彻底的理性化”正是源自于基督教。教堂渐渐空落，基督教的呼声在这块大地上渐趋平静，资本主义世界中彻底的理性化是不是反向消解了基督教，我不得而知，但欧洲作为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发祥地恰恰在宗教层面昭示了资本袭卷世界后未来的走向。

（二）规范性力量

　　实话说，在慕尼黑大学学习的最初一些日子，我对课堂是不太适应的，或者说，是国际政治的思维方式让我不能适应。在习惯于哲学中对于抽象事物的思考后，课堂上关于欧盟历史、欧盟条约、欧盟组织结构的介绍等具体而琐碎的内容不由让我极为困扰——在全部的这些琐碎的条文和细节背后，是否存在一个宏大的价值作为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呢？还是说，仅仅是由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行为体、行为体背后的权力实操者出于各自私利在博弈过程中将局势推到了今天的局面？我不能满足于组织结构、规则、决策进程等政治行动本身，而是渴望在政治行动背后观察到一个政治体甚至整个政治局势承载着的思想。

　　直到在一节讲授欧盟对外事务的课上，我了解到欧洲作为一个“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的自我定位解除了我的困惑。至少欧盟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它在“规范性力量”的定位下，是期望用它的政治行动来证成其持守的价值的。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也使我对欧盟的认识更加清晰。授课老师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解释欧盟的这一种角色：美国像是火星（Mars），欧盟像是金星（Venus）。其差别就像战神马尔斯与美神维纳斯，一个依靠强硬的战争能力，一个依靠其温柔美好的魅力。“强力”作为国际政治中一切关系的主导因素，最早可以追溯到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再到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奠定下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而欧盟自我定位成“规范性力量”，恰恰是通过其秉持的理念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对《京都议定书》的不懈推动；在入欧条约中将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作为必要条件，带动东欧国家的民主化、市场化改革……环境保护、民主、市场经济、人道主义因而成为了欧盟在国际舞台上所持的主要话语。

　　可以说，欧盟选择走一条“规范性力量”的道路是在它深刻的历史教训下的明智选择，在德国对这一点的感受恐怕是最为鲜明的。柏林比慕尼黑在外观上更加具有历史感，它的建筑都太特别了。不管是古典主义的、巴洛克式还是洛可可式风格的建筑，它古典的外观似乎让人进入了千年的历史当中，但它真实的年龄却不过短短几十年。这一整座城市，都用了一个仿古的面貌来装载着它长久而伤痛的历史。少数在战时幸存的建筑都是伤痕累累，弹痕清晰可见。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其尖顶和主体在二战中被严重损毁。柏林市民选择将它原样保留下来，只为了记住那残酷的一页历史。城市中随处可见的还有许许多多的建筑工程，在一片美丽的城市景观中极其不协调，我和同行伙伴戏称这里是“德国工地城市”。玩笑归玩笑，其实这种建设是非常容易理解的：战后的柏林可以说是一片废墟，这个城市的重建工程在今天都还在继续，正如欧洲大陆在上个世纪两场热战、一场冷战的历史废墟中，利用一份又一份条约重建其正常的政治文化秩序一样。

（二战中损毁严重的柏林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和柏林随处可见的建设工程）

（柏林被迫害犹太人纪念碑，走进高高低低的石碑间犹如走进了让人容易迷失的历史）

　　但更大的问题在于，当欧盟依靠条约重建政治秩序、依靠价值理念而非强力在国际政治中发挥作用的时候，那些理念本身又是否能够真正经得起现实的考验呢？希腊进入欧盟后贯彻的高福利国家制度拖垮了希腊经济，采取了民主制的东欧国家经受政局动荡，而饱受欧洲诟病的独裁国家却能保持国内政局稳定。在探讨难民危机的课上，老师让我们通过情境模拟的方式去理解他们的思路：每一个学生都是一名德国难民局的官员，我们拿到了12份难民的庇护申请表，我们需要讨论决定接收其中的5名难民。经过了艰难的讨论、权衡和相互说服后，我们基于对难民家乡政局形势、庇护的需求程度、工作能力及潜在危险程度等因素的评估，选择了5名能够接受庇护的难民。当我们结束了讨论后，我以为老师会对我们的讨论进程、原则优先度来进行评估。但没有想到的是，他略去了这些因素，一条一条念给我们那些被我们拒绝庇护的难民后来的结果——折磨、死亡。这个情境模拟的目的是让我们了解到难民庇护政策背后安放的鲜活的生命，以此来为德国如今的难民政策作出辩护。即使是在德国频繁发生诸多移民及难民带来的极端事件后，大部分德国人的这种态度似乎还是没有变。对难民的人道主义关怀与难民接收国本土的安全、资源分配又要如何平衡？德国究竟是否在惹祸上身？真正身处欧洲时，欧洲对其价值的坚持和困难都显得极为真实而切近。

　　文章短短五千字，无法叙述在慕尼黑的全部感受。在慕尼黑短短一个月，也无法看尽真正的欧洲。但我还是要说，在慕尼黑观察欧洲还是非常熨贴的：一位老师在课上跟我们说，他们常常自称“巴伐利亚人”或者“慕尼黑人”，却很少称自己为“德国人”。巴伐利亚人对自己在传统上的保守态度毫不掩饰，总是喜欢在假期身着传统民族服饰，拉出几辆马车来载歌载舞。但是这样一个保守的巴伐利亚城市，还是一个德国南部第一大城市，是德国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传统的巴伐利亚人伴随着他们的文化、历史、宗教，还是成为了德国的一部分，热情迎接着不同肤色、信仰、种族的人。整个欧洲也是如此。各个民族国家兴起的进程还尚未完全远去，今天它又要在一个更高层级的平台上作出自己的历史决断。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民族国家尽力维持着自己的文化特征，又要在最大程度上寻求共识。欧洲由此诞生了最大的包容性，同时也持守着它信奉的理性、民主、自由、多元的普世价值。欧洲如何吸纳世界，也是整个世界翘首以盼希望看到的人类文明新阶段的可能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