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

    “一个奥运短跑选手，为满体育馆狂热的爱好者所鼓舞，冲过百米远。在起跑线上时，他倾身向前，几乎触及赛道，注视远处的地平线；比赛中途他挺直身体，挺如勃朗峰，然后，当他接近终点线时，弯曲脊背，不只由于力竭，也是为了向宇宙隐秘的均衡致敬。”亚当•扎耶夫斯基曾在《理性与玫瑰——论切斯瓦夫•米沃什》这篇文章中如此赞颂他的精神导师米沃什。从早年的探索、发现到中年的赞美、批评，再到晚年的陈述、记录，这是亚当•扎耶夫斯基笔下的米沃什。这也正是他自己。

“诗歌较之任何我们可以理解的事物都要伟大。”

    诗歌随着诗人一起变老。想必亚当•扎加耶夫斯基早已无法从他现在的诗歌中再寻到当年那个反叛、重估一切的自己。早期的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算是60年代波兰“新浪潮”诗歌运动的干将。他“以一种诗学的反叛姿态登上诗歌历史舞台”，通过诗歌创作与理论阐释，他和他的“现在派”一起戏拟嘲讽旧有文学、批判现实社会，力图重塑人们在诗文创作中追求真理、独立思想的勇气。 也正因此，用李以亮的话讲，他这一时期的诗歌“是典型的东欧诗, 也是典型的好诗”，“直接说、少修饰”，“虽然精彩”却不免有些“抽象而枯燥”。

    “向宇宙的均衡致敬”，这位短跑选手弯下了他曾经高傲的脊梁。反叛的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在1982年移居巴黎，在次年接受了美国休斯敦大学的邀请之后，他开始了二十多年的往返于法美的异乡客居生活。李以亮说这是他二十多年的“自我流亡”。经历了这些，现在的诗歌“具体、多空间、松散得近于清淡”，我们在他的诗歌中找寻到了“意境”的存在。从评诋激烈的观点表达到云淡风轻的现象陈述，从时代需要到个体需要，诗歌跟着他一起变老。诗歌老了，它也因此会陪伴着诗人一生。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相信诗歌的力量，“诗歌必须写下去，必须继续，冒险，尝试，修正，清除，如此反复，只要我们还在呼吸和爱，怀疑和相信。”他如是阐释诗歌存在的必要性。“诗歌不仅是要表达我生命里一些具体的时刻，它也要对更为深刻的事物、形态或态度做出反应。”在他心中，诗歌不仅仅是一项生存的技艺与个人情感的抒发，诗歌更需要去沉思复杂的现实。诗人与哲学家同时作为思考人类部分未得解决的问题的两种人，诗人的诗歌必须承载着诗人对这个世界的深重思考。但与哲学家不同的是，诗人更多的是“呈现”。他们反映着这世界的生命之根，他们抒写着这世界的繁芜复杂。“诗歌是地道，怀疑是螺旋”，诗歌背后的，正是作家对这世界诸人诸事的伟大的怀疑精神。诗歌之美，或许就美在这种怀疑、就美在这种停顿下来的思考。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曾经说，“诗歌，是所有职业里最天真的一种。”的确如此，因其天真，所以伟大。诗人天真，所以伟大。亚当•扎加耶夫斯基是真正的诗人。

用波兰语寻找着“我们是谁”

    在许多回顾二战和战后岁月的回忆录中，波兰读者所寻求的，不仅是某一个人命运的轮廓，也有关“我们是谁”这一问题的答案。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坚持用波兰语写作，或许正是为了在语言中寻找到他民族的归宿。

    他在一篇名叫《波兰语写作》的文章中如此写到，“用波兰语写作的人，其血液和墨水中流淌的是另外的基因，18世纪社会体系的崩溃，被分割的不幸，起义失败的不幸，以及我们的国家长久而戏剧性存在的脆弱性；以一种并非存在于正直与冷静中的方式，这基因会转化为一种幻想的怪物，成为一个受膜拜的对象和蔑视的对象。” 在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奋斗的那个年代，波兰还在广袤的波德平原上迷失着。历史上俄罗斯与西欧的双重拉扯、二战时德意志的肆虐杀戮以及二战后苏联的强硬改造，历史的包袱与现实的压迫，它们都阻挡着波兰找到自己。

    文学是民族和历史的初心。在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文学，必然是个早熟的孩子。“波兰文学生产于巴黎、阿根廷或加州，与在波兰国内一样多”，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在文章里写到，“写作很少是纯学术，理智，无血性或边缘性的职业。它最像一种咆哮，装满了碳的陶炉，诗歌和散文的容器在其中被加热到一个很高的温度，显示出见证者和好奇心的洞察。”找到自己，这或许正是他所奋斗的“新浪潮”运动中一群人的时代主题。铁血、激昂、直接、简明，历史需要他们的“诗学反叛”。中坤国际诗歌节的授奖词中写到：“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的诗置身以米沃什、赫伯特、辛波斯卡为标识的波兰现代诗伟大传统，而又辐射着个人独特追求和发现的魅力。”处在历史这条长河的下游，我们能看到今天的波兰，我们也能看到今天的亚当•扎加耶夫斯基。他已经做到。

    用波兰语写作，亚当•扎加耶夫斯基会舍弃很多。许多人也因此将之概括为诗人的个性，或者称为诗人的“民族主义”。然而他本人却拒绝过分阐释这种行为。在他看来，这绝不是一个彰显自己性格的噱头。在接受约兰塔•贝斯特的专访的时候，他就明确表示，“我不愿将自己看作一个排他意义上的波兰诗人，但我和我的语言联系紧密，但从一个对自我令人愉快而即时性的理解来说，我乐于接受一切世界性的东西。”波兰语写作能给予他存在的力量，而这并不是约束他的枷锁。他相信“写作的人共通的那种孤独与洞见的力量”。

    语言的魅力是全民族的，而诗歌的魅力是全世界的。“对中国当代诗人来说，他的诗中最富于启示性的，是在历史道德的担当和审美愉悦之间达成的那种奇妙平衡；其影响所及，可以认为他的诗已成为当代汉语诗歌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段中坤国际诗歌节里的授奖词恰恰反映了这一点。而在思考着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的良苦用心的时候，我们也不禁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我们，又是谁呢？

“一星期里只有一个安息日而有六天别的日子，这就是比例。”

    除了“诗人”的标签，亚当•扎加耶夫斯基还是美国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自1983年以来的二十年里，他一直往返在法美之间，讲授“创意性写作课程”和有关他的精神导师米沃什的课程。他曾经讲，“一星期里只有一个安息日而有六天别的日子，这就是比例。”对于他而言，诗人这件事，并不是他的全部。

    “我并不相信，能有哪一作家会过上所谓幸福的生活，或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幸福的作家是无耻的。作家既是安琪儿也是苦命人，这要看他是在天堂里安居，还是在现实中立业。如果是后者，那么他所具有的不可逆转的悲剧性格，会使他终身与世俗为人格为敌人；他的气质禀赋与行为意识，必然使他时时处处，与世俗疏离，与庸众对立。” 袁庆丰在《欲将沉醉换悲凉》这部郁达夫的自传如是写到。在他看来，诗人与作家悲剧的属性似乎天生让他们与幸福隔绝。不过这个推断也有例外，亚当•扎加耶夫斯基拥有着美好、丰富的生活。

“诗歌召唤我们过一种更高的生活,但低处的事物同样雄辩。”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看重自己的精神世界，与此同时，过远的视线并没有妨碍他关注现实的眼光。“我也是一个幸福婚姻里的丈夫。在我做丈夫的时候，我想我并不是什么诗人。我想我也应该是个好丈夫。”诗人不是一群特殊的人，他能将此看得明白。诗歌于他是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写作诗歌时的他们似乎出离了生活，但他们依然牢牢属于生活。在不写诗的时候，他也只是一个有着深邃思想的、在生活中活着的老人。他会去讲学，会与一群爱好写作的人研讨写作，会去处理报告和论文，会去跟他们讲他所崇拜的米沃什。他也会去生活，与妻子生活在巴黎，而努力做一位好丈夫。

    “诗歌召唤我们走向生活，”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看到了诗歌与生活的交融点。也正因此，他并没有像先知者看破世事后的悲观。“欢乐距离那些悲剧性的时刻不是太遥远。即便那些可悲的时刻也是欢乐和最深的悲哀结合。”他将生活看得辩证与丰富。

    生活的辩证也同样带给了他一种更审慎的眼光。这让他的背脊更弯，也让他的诗带上了更多的生活的味道。“我年轻的时候，算是一个还过得去的政治性诗人。但我已不再年轻，我也不再是一个政治性诗人。我希望我依然算是一个过得去的诗人，但我越来越复杂了。”他如是阐释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时光造人，而这诗歌必须写下去。早年的他面对世界时，他会写：“世界是残酷的/贪婪，肉食，残酷。”而现在的他在写到：“赞美这残缺的世界/和一只画眉掉下的灰色羽毛,/和那游离、消失又重返的/柔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