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应“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的邀请，德国著名学者、“文化记忆理论”的提出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和夫人阿莱达·阿斯曼将于本周日访问北大，并发表演讲。为增进北大师生对阿斯曼相关学说的理解，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特意邀请扬·阿斯曼的得意门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金寿福先生，就“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这一话题做先导性的讲座。讲座中，金寿福教授介绍了文化记忆理论的主要内容，分析了阿斯曼先生的理论的现实意义和学术影响。

金寿福教授讲座开始

11月24日晚7点，讲座正式开始。金寿福教授首先对扬·阿斯曼先生做了简单的介绍。德国历史学家扬·艾斯曼曾荣获马克思·普朗克奖（1996）、德国历史学家奖（1998）、托马斯·曼奖（2011）并于2006年被授予联邦德国最高功勋奖。他是海德堡科学院院士、德国考古研究所和德国历史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英国埃及考古协会和法国埃及学协会会员，德国埃森文化科学研究所和斯图加特文化科学中心顾问。致力于文化记忆理论研究的扬·阿斯曼曾先后在慕尼黑、海德堡、巴黎和哥廷根学习埃及学、古典考古学和古希腊语文学。他于1967年赴埃及参加考古发掘，并且在1971年带领团队发掘了位于今卢克索尼罗河西岸的拉美西斯时期和赛斯王朝的官吏墓。

随后，金寿福教授对扬·阿斯曼先生的文化记忆理论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金教授指出，阿斯曼的各类著作的核心内容都是“记忆”。阿斯曼认为，古埃及人的活动中心议题归纳起来无外乎两个：“如何得到后人永久的回忆”和“以什么样的形式记忆先人”。阿斯曼不仅复原了古代埃及人的记忆空间和回忆模式，还勾勒了古代埃及文化在犹太及西方思想中的传承脉络。在《文化记忆》一书中，阿斯曼首先从理论层面探讨了记忆、身份认同、文化的连续性三者之间的关系。著名学者哈布瓦赫曾于1925年提出“记忆为社会现象”的观点，但是他的理论中存在着轻视隔代记忆只重当代记忆的问题；而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可谓是对这一观点的有机补充和发展。在阿斯曼看来，人类最早的文化记忆发源于死亡所造成的断裂。能否和如何让死者的记忆在生者中存续是相关群体要面对的挑战，也是其存在的必要性所在。一个人死后能否在后人的记忆中留存，一方面需要死者生前做过值得后人回忆的事情，另一方面也需要后人以集体的力量与遗忘不懈斗争。

金寿福教授正在讲解

阿斯曼既强调当下对过去的塑造作用，也充分探讨了过去对当下产生的影响。他所提出的文化记忆概念，其特点就在于恒久性——一个集体对文化的长时记忆。它摆脱了日常、超越了个体间的交流，是由特定的社会机构借助文字、图画、纪念碑、博物馆、节日、仪式等形式创建的记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涉及民族、国家的创世神话和奠基史，它们对相关机构或群体的延续起到定型和规范的作用，因此也需要专人进行维护。由此可见，文化记忆不可能与历史现实完全吻合，它带有明确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一个社会以怎样的过去作为存在基础，又从中获得怎样的身份认同，就是对这个社会的性质和追求的真实反映。 

阿斯曼认为历史的写作属于“冷”回忆范畴，而文化记忆则是“热”回忆”。在文化记忆中，基于事实的历史转化为回忆中的历史，而具有历史奠基意义的神话就此诞生。于是他从文字入手，考察传统是如何借助文字得到沉淀的，也同时了解文化在其传承过程中建构和系统化的过程，以及文字和文本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埃及古文字符号

接下来，金教授又进一步为我们讲述了阿斯曼是如何通过对古希腊、古代以色列和古埃及的典型文化记忆模式的分析，对其理论进行阐释和印证的。 

公元前300年前后，环地中海的几个重要文明都曾借助回忆过去来重新确定身份。古希腊各城邦以贵族为社会核心，都把青铜年代时期末年视为英雄年代，而这一回忆基础上构建的过去，不但成为各城邦安身立命之本，也超越了城邦范围，成为泛希腊身份的根源。

在古代以色列，频繁的外族侵略和奴役使得犹太精英们被迫流亡。不同于古希腊史诗中的英雄事迹，《出埃及记》和耶和华赐予福地等传说成为了这个民族的重要起源。无论身在何方，传说中摩西与耶和华签订的盟约始终给予着犹太民族身份认同和宗教归属感，是他们在生活的困境中保持信心的动因。

然而，在遥远的古埃及，情况却大不相同。金教授解释说，埃及的神庙与祭司是文化的主要依附。但是面对外族入侵，这些神庙一直处在内部与外部、神圣与世俗的巨大张力中，祭司们使用的象形文字也愈加具有神秘的密码式的色彩，再加上埃及神庙的精美装饰和祭祀的繁琐仪式未能起到承载传统、强化身份的作用，罗马统治者的入侵和基督教的传入便成为了对其文化的严重的威胁。

埃及古老文字

金教授特别指出，在以上三个经典个案中，文字都在文明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关于文明演进的问题，学界流行着两种研究范式，其一是把知识精英的出现和随之而来的解读世界的新模式视为文明飞跃、突变的动力，其二则是把文明的进步看做文字系统演变的结果。而阿斯曼则力图在其研究中将二者有机统一。埃及神庙在简单介绍了文化记忆理论的基本内涵后，金教授为大家讲述了文化记忆理论的现实意义。

金教授指出，在现今社会，文化记忆理论具有很强烈的现实意义。人都具有确立适时身份的需求，即身份欲望，它在个体、社会和文化三个维度上都起着重要作用。因为我们的生命都将终结，所以我们需要文化记忆帮助我们超越今生，另辟永恒的空间，在日常生活短暂的记忆尽头建构长效记忆，在文化的深厚时间中正确地自我定位。在中国，我们通常认为德国对于二战的反思已经很深刻，但是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德国政府和民众都以沉默的方式，拒绝承认无辜民众所经受的苦难。正如阿莱达·阿斯曼所提出的“未来需要来源”的看法，行之有效的文化记忆，能够使一个人、一个群体乃至一个国家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这一理论的另一现实意义在于，它涵盖了在有文字的文化中实用记忆与储存性记忆的区别，并且对网络时代的信息储存做了理性批判。看似能量无限不会遗忘的网络技术手段削弱了人类鲜活的记忆能力，过量的信息储存使得只有最新的部分才能引起注意，这样的储存几乎无异于遗忘。另外，媒体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它们通过反复的听觉和视觉刺激强化我们对某些事情的记忆，而忽视了其它事情。

对此，金教授指出，阿斯曼用《旧约》中诺亚方舟的故事，对在信息爆炸时代如何有效进行选择的问题做了生动的阐释，提出了“应当区别对待记忆的潜能和实效”的建议——前者是指将过去储存在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载体中，而后者则是要从当下社会需要出发，赋予记忆新的意义。

最后，金教授介绍了扬·阿斯曼理论的学术影响。

金教授认为，阿斯曼的这一文化记忆理论对学术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创建了分析文明进程的模式，使我们能够了解不同文明成长的内部机制和兴衰根源。同时，在艾斯曼的研究中，他始终将人类文明作为知识整体，融合东西、古今、经验与理论，试图论证人类的记忆与文化是由某条线索连接和贯通的，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视角局限。在方法论上，阿斯曼将事实研究与记忆研究严格地区分开来，也使得与文化构建的相关研究不再拘泥于纯粹的历史考据，是极富创见的行为。在精彩翔实的讲座之后，金教授还同在场学生和学者进行了交流互动，并对相关问题做了细致耐心的解答。讲座在大家的热烈掌声中结束。这场讲座，不仅点燃了大家对阿斯曼夫妇来访的期待，也为进一步的学术思考和探索引燃了星星之火。

现场观众提问

注：本文内容为学生听完讲座后自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