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专题｜蒋晖：“我们到了需要研究非洲文学的时候了”-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

2015-12-09
深度报道
北大国际合作部记者团

“曾经的非洲和中国一样是礼仪之邦，这从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的小说《瓦解》和《神箭》都能看到。真正爱非洲的人们一定会希望从媒体看到‘礼仪’和‘文明’的再现。”蒋晖在2014年8月《东方早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如是写道。阅读南非确实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心脏，蒋晖在这篇学术随笔中从中国视角出发，看到了南非现实暴力后面深藏着的礼仪与文明的可能。

为什么要在中国强调非洲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如何坚持非洲文学研究的中国主体性？这是蒋晖持续思考着的问题。在他看来，我们现在到了需要研究非洲文学的时候了。

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老师，蒋晖对非洲文学、历史和政治的研究转向已经有好几个年头。随着中国与非洲经贸关系的不断深化，人文领域的相互理解也变得日益迫切。在这个意义上，蒋晖十分强调非洲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我们必须深入了解非洲的语言文化及其历史，否则我们存留的始终是一套非常平面化、符号化的虚伪想象。”对非洲文学的研究绝不是仅仅为政治、经济领域服务，在蒋晖看来，非洲、世界与中国同是非洲文学研究的三个需要。

了解非洲是非洲文学研究的现实需要。似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是非洲文学？蒋晖对文学的价值有着充足的肯定。“文学是一个社会集体欲望和自我想象的投射，反映着那个社会的精神品质。不通过文学，我们是很难真正了解非洲人的焦虑、欲望、心理动机和价值体系的。”政治、经济往来带来的“了解”是浅层的，我们必须依仗文学与文化研究来认识非洲人的情感结构。

研究非洲也是了解世界的需要，这样的说法依赖于对非洲所处历史地位的认识。“我们都知道非洲曾是西方殖民体系的一部分，非洲的文化深受殖民文化的影响。六十年代以后虽然亚非拉国家纷纷独立，但欧洲的文化影响依然广泛地存在。但另一方面，非洲文化的元素也为西方现代主义的文艺运动提供了充沛的想象力，为西方文化提供了一个自我认知的镜像。不理解非洲，是无法理解西方现代文化的变革的。”在这个意义上，蒋晖进一步强调所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的西方文学运动都不能只作为欧洲的文学运动来理解。“我们所熟悉的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的基石‘新批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西方文学研究理论，它首先是为了在第三世界进行文化殖民而制定的教授西方经典的策略。那时英、法都是帝国，欧洲文化的内部运动必须理解为帝国的运动，必须把第三世界作为这个运动的舞台之一。”蒋晖对非洲文学的关注为我们更好地认识西方打开了一条新路。

非洲文学视野的引进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西方，但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帮助我们重新理解世界。“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是文学世界的重建过程，蔓延于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促进了民族文学的产生，也因之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非洲文学和其他第三世界文学共同构成了20世纪文学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文学的概念有赖于对非洲文学的深入理解。“全世界四分之三的地区都有过被殖民经验，在这个意义上，抵抗成为了20世纪的文学主潮，亚非拉地区及其文学都是这个主潮下的波流。当我们把视野看向非洲的时候，我们会更好地了解中国自身。”这也就涉及到了非洲研究对于中国的价值。

“对非洲的研究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身”，这是蒋晖提出的非洲研究的第三重价值。“我们的自我理解长期以来借助于西方的镜像，因此，我们的文化振兴一直纠缠于古今之辨和中西之辨两个维度上，仿佛第三世界对于中国的自我理解可有可无。其实我们忘记了，中国现代文化运动和文学精神与第三世界的文艺运动产生了许多惊人相似的地方，比如我们都曾推崇人民的文学以反对个人主义的文学，比如我们都更加重视读者的问题，把为谁写作为文学运动的指南，这些都是第三世界依靠底层革命来建立民族国家进程中特有的文学现象。”蒋晖在这个意义上强调回到历史语境的重要性，强调对生成这个东方历史的场所的再认识，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真正形成一种正确的“自我了结”，这是引入“第三世界”视角对于我们的重要价值。

既然理解自我、西方都离不开理解非洲，那么我们如何研究非洲？“非洲文学不能当作独立学科来看待，非洲的文学研究不应该是只有非洲文学界感兴趣的一个小群体、小冷门的知识。”蒋晖老师提醒我们非洲文学研究应有的定位。尽管非洲研究在中国还远远不是主流。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普通读者开始关心非洲的问题。这样的现状要求一个更大的视野。

“从事非洲研究的学者必须面向中国知识界整体发言，而不能成为一个小圈子的小众的学问。”非洲文学从边缘来到主流，这势必带来非洲研究方法论意义上的转变。按照西方研究非洲的模式和问题来研究非洲，包括非洲的文学，这是某种意义上的当今研究主流。

蒋晖对这种研究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完全按照西方的研究方法的话，研究非洲文学在西方基本被纳入后殖民研究范畴。这是由西方重新整合过去在殖民地遗留下来的文化资本而做的维持西方所乐意看到的世界文化新秩序所设立的研究。在借鉴其中的优秀成果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后殖民研究本身的各种局限性。”我们需要系统把握西方的学术史脉络，但在进入学术生产之后，我们同时应该反思这种学术史背后的遮蔽。

非洲研究的另一种可能的方法是“让非洲告诉我们什么是‘真’非洲”。“走向非洲做实地考察，与非洲学者交朋友，学习他们的研究成果，是研究非洲的必有的步骤，而且怎么努力去增加我们关于‘原汁原味’的非洲的知识都不过分。”蒋晖老师认同于这种学习非洲的方法，但他也同时提醒着我们这样方法背后可能存在的弊端。“走向非洲并不能代表我们只能做非洲学者的学生。我们其实需要问这样一个问题：‘非洲是否完全知道他们自己是什么？’非洲有三百年的殖民历史，长时期的殖民时代使得他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欧洲人来阐释自身。欧洲的解释与全球化时代下自由主义的解释对非洲本土话语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如何能信赖非洲人自己的表达呢？”

蒋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上的思考，即：“中国读法”最根本的是要重新认识西方主流学界长期以来对非洲建立起的话语体系和认知方式，然而这种话语不仅存在于西方，也同样存在于非洲自我认知之中，也正因此，我们不能只通过非洲来告诉我们非洲到底是什么。“带着我们的视角与问题意识来理解非洲。当我们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的革命经验、中国的历史语境来理解非洲的时候，我们就能发现独特的问题，洞穿话语的遮蔽。”中国读法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非洲，同时也在帮助非洲建立重新自我认知的坐标。“中国与非洲有着历史的相似性。通过中国的介入与中国学者的对话，非洲学者可以借助于中国的视角重新阐发自己对非洲的理解。”

这也就带出了第三种研究非洲的方法：独立自主的中国式非洲研究。“如果非洲文学研究能够为中国文学研究带来灵感和新问题，那就是成功的非洲文学研究，否则，产生的让中国文学研究者一点都不感兴趣的非洲文学研究就缺乏广义的社会历史价值；同样，好的中国文学研究也必须为非洲文学研究者提供必要的介入非洲文学的维度，否则，中国文学研究无论在怎么深入，也产生不了世界意义。它要和欧洲对话，也要和第三世界文学研究对话。”蒋晖在将非洲文学研究置于世界文学中思考的同时，也将中国文学并置到了一个相似的位置上。正是这种相互参照带来了中国视角下非洲文学研究的价值。“找到一种对话点，将非洲问题和中国问题相呼应，将非洲研究变成中国知识界的热点问题，一个好的研究者必须具备这种能力。今天，是中国的文学研究界共同创建中国自己的关于文学的世界秩序的叙述的时候了。” 在蒋晖看来，非洲文学与文化研究已然不是一个小众的研究舞台，正是中国学者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非洲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带动着高校学术生产模式的转型。蒋晖在这个意义上不仅是思考者，也是实践者。在2014年，蒋晖成为南非金山大学的高级访问学者，在这一年中，他积极推进着金山大学高级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相关筹备工作。“金山大学的印度研究中心已经建立有十年的时间，而且在这十年里有着非常良好的发展态势，我们的起步已经晚了。”在这个意义上，高级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筹措意味着某种当务之急。他延请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到金山大学开展了为期一周的访学，进行了三次讲演，并取得了极好的收效。“中非之间的人文互动不能仅仅停留在汉办阶段，汉办的工作停留在语言的学习方面，然而要增进彼此的交流与理解，需要更深的文化把握，这需要高校和高等研究机构发挥作用。”以学者访问带动双边互动，让中国思考非洲，非洲思考中国，思维的碰撞产生更深层次的理解。

除了筹措高级文化研究中心这样的机构，蒋晖同时强调第三世界学者的“知识共同体”的构建。“对非洲问题的思考是世界性的，第三世界国家身上的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政治诉求让第三世界学者之间的碰撞显得尤为不同。” 问题来源于交互，学者走出去才能找出这些问题。让中国知识分子走出去，把非洲学者引进来，带动第三世界学者形成固定的“知识共同体”，这是中国的非洲研究学者身上的艰巨任务。

在现有的非洲研究学者之外，青年研究者的培养也是一个关键问题，中国如何培养非洲研究专家，非洲怎样建立更深层次互动的学术网，这涉及到人才培养上的问题。蒋晖认为非洲的学术网依赖于非洲高校内部中国语言文学系的设立，“尼日利亚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设立了中文系，但这还是远远不够的。大部分非洲地区有着很好的汉语言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的需求，商贸上往来交互的进一步密切让更多的非洲人有了这方面的需求，现在正是一个极好的契机”，利用中文系的培养，在学术教育方面完善整个知识链的生产。这样就能保证学者的更新与后续补充。

对于中国的青年研究者培养，蒋晖有着更高的设想与要求。“当代非洲青年研究者必须首先掌握一门非英语、法语的非洲本土语言。除此之外，他们要知道欧洲是如何研究非洲并介入欧洲学术生产。最后，他们要对中国的现实与历史问题有深刻的理解。”非洲、欧美、中国，三种资源与关系的互通带给青年研究者更广阔的视野。“这种培养有赖于中国高校中各种非洲研究项目的完善。”蒋晖认为，清华大学的“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值得参考，它的培养模式是四年博士培养期间，其中两年在清华学习，一年在西方学习，还有一年在所研究的对象国学习，这种配置非常合理，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研究的三个必备视角和知识的建设。目前，中国很多高校已经迈出了他们的探索步伐，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北京大学也在这个行列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真正爱非洲的人们一定会希望从媒体看到‘礼仪’和‘文明’的再现。这种根必然在民间留存着，只是不能见诸于被西方精神控制的媒体。但也不是一点都没有，我在19日《星报》第八版终于看到这方面的呼声：‘我们要寻找我们的根’。”非洲文学的中国“读法”，或许正是在非洲与中国的寻根之旅上找到了它应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