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观了故宫，里边几乎只有我一个参观者……建筑物疏密有序，一个小花园接一个小花园在我面前展开。各种建筑物严格按照南北中轴线两边排列。但是看不到凡尔赛宫或者我们瑞典王后岛上宫殿建筑群里死板的中心景观。尽管装饰繁多、复杂，但是到处都让人感到和谐、优雅。特别是殿脊和飞檐最为明显，还有大门。所有的风铃都可爱！那些像杨树叶颤抖的小风铃分布在屋顶各处。带有远古音律的一米多高的大钟庄重地挂在大厅里。 ”1961年，当时初来北京的瑞典人林西莉这样写到她对故宫的观感。
1961-1962年，外国人眼中看到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瑞典汉学家林西莉在其中国回忆录《另一个世界——中国记忆1961-1962》写到了这两年间她在北京、天津、上海、苏州、杭州、广州、武汉的见闻，并配有大量的图片。那个尘封在历史中的时代，在她的叙述下缓缓展开。（图123）

经过大同以后的中国内地房屋

当时中国人的服装

1961年的北京街头

“从1850年到1950年，瑞典曾是欧洲最了解中国的国家之一，但是1961年我到中国的时候，我对于中国一无所知。我从莫斯科出发，乘七天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一路上我紧贴着窗子坐着，急切地想看一看我正在去的这个国家是什么样子。”
“当时只有七岁的我的母亲鲁特，从一个曾到过中国的传教士那里得到一把漂亮的蜡纸伞，上面绘有黄绿两色兰花，这件礼物如今已经传到我手里——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中国。”林西莉澎湃新闻记者说。
传教士是瑞典人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

“当时瑞典向中国派出了很多传教士，他们的初衷是想让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但传教士实际上是皈依了中国文化，他们非常热爱中国。当时的制度是传教士在中国待六年，第七年被允许回到瑞典讲述中国。在回瑞典这一年里，传教士周游全国，开班进行关于中国的演讲，主要目的是筹款，回到中国后继续传教、新建学校和医院。科考旅行家斯文·赫定在中国的西北游历，他回瑞典所做的讲座非常受欢迎，他的一次讲座可以聚集一千多人。”林西莉澎湃新闻记者说。
林西莉说：“除了传教士们的信息，斯文·赫定、考古学家约翰·格纳尔·安特生、语音学家高本汉等在自己的著作和巡回报告中都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知识，增加了瑞典人对中国的了解。”
林西莉说，“传教士、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和绝大多数商人在20世纪50年代初离开中国后，瑞典对中国的认识形成了真空。绝大多数瑞典人知道中国在1949年发生了革命，知道朝鲜战争，知道因此中国和美国陷入激烈冲突，不过再多就没有了。” 
因此林西莉1961年刚到中国的时候，用了几个月才渐渐明白这里发生的事情。
林西莉正式接触中国社会是从她抵达北京一周以后的北京大学开始的。她描述了当时的北京大学校园、简陋的宿舍环境以及学校对于学生的严格管理。

当时的北大校园

她谈到北京大学食堂的情景：“大食堂或空礼堂每天开三次饭，每个学生自己带一个小布袋，里面装一个搪瓷碗，炊事员按量把饭菜用大勺子直接放到他们的碗里。主要是米粥或者面条，上面漂着几根白菜叶，是去年秋收剩下来的。”

当时的北大食堂

林西莉谈到有一次她与一个小男生的故事：“我当时会给家里寄很多家书，我有一次在贴邮票的时候发现一个小男孩非常认真地看着我。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好奇我的金发和面孔，后来我发现他其实是在看着我的手，我突然明白我手上拿着的浆糊，其实能当这个小男孩一天的饭，我当时觉得非常难过。”
“待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自己的头发掉的非常厉害，于是我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我是缺乏维生素B，于是每周我都要去一趟医院扎维生素的针。在瑞士，我们都吃肉、鱼、起司这些高蛋白的东西，当时我们蛋白质的摄入量其实是比现在要高，而当时到了中国后，我对食堂特别不习惯。”林西莉说。
除了生活上的艰苦，林西莉还感觉到束缚：“我这个时候才明白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国际学生与中国学生是完全隔绝开来的，我们能看到中国学生，但不能和他们交流做朋友。”林西莉谈到自己在北大的时光。

林西莉等留学生的课本内容

书中的插图有一张是林西莉年轻时的黑白照片，那时的她头发光亮平整、面容清瘦、衣服剪裁合体。她端坐在一张古琴前面，正贯注精神演奏乐曲，她的双手一张一合。古琴架在一张雕着舒张的蔓草的古旧桌子上，林西莉背后的中式座椅亦镂刻着繁复的中式花纹。
林西莉谈到古琴研究会时，脸上开始漾起笑容。她说：“那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中国。” 

1961年，林西莉拿着一封从瑞典带来的介绍信，拜到古琴研究会王迪老师的门下。 
“朝护国寺街开的大门平时关着，但是院内所有的房门都是开着的，各个房间里的人都在紧张地工作。我的老师是王迪，我们在一个大屋子里上课。我们坐在窗子旁边，隔着琴面对面坐着。她使用一台8世纪的红色优质古琴，我使用的是从古琴研究会借的11世纪的古琴。在隔壁工作的是古琴演奏家、画家溥雪斋，他和蔼可亲，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表亲，他是建立古琴研究会的倡导者之一。”林西莉回忆道。

林西莉说：“这些教古琴的人是非常有教养，非常真诚。他们不仅教我弹琴的技艺，也教许多琴背后的文化和知识。不夸张地说，在中国弹琴两年的经历，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经历之一。”
她回忆古琴研究会的老师们时说：“他们是我遇到过的最博学的知识分子。不管我问什么，他们都能回答，不管是诗词歌赋、瓷器、哲学、建筑学、音乐，还是养兰花的技巧。他们没有一句政治空话和口号。在古琴研究会的岁月里，我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深的崇尚之情。”
“古琴研究会是我留在中国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林西莉说。
古琴研究会是当时中国的一块绿洲。这块绿洲无疑给了林西莉极大的慰藉。

古琴研究会星期天的音乐会

“我试图尽可能地走出北京，去中国其他地方游历，一些地方是不对外国人公开的，所以我去了中国的天津，河南郑州、洛阳，南方上海、广州、苏州、杭州，等等。”
除了北京，林西莉也去其它地方游历。
“我当时在中国基本上坐火车，这些照片基本上是在火车上拍摄的，当时从北京到上海要开23个小时。当时的外国人是不能买硬座的，只能软座、软卧，那里面都是受过教育、级别较高的人。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中国人会问我所有他们想知道的问题，我也会问他们很多关于中国的问题，车开得很慢，但也给了我们很长的交流时间。”林西莉说。
林西莉说：“在上海的经历和在北京完全不一样，上海气氛更加自由，甚至可以在大街上看到年轻人手拉手地走，这在北京绝对不可能发生。在上海，也会有很多人用英语、德语和我打招呼，这也非常令我意外。在苏州、杭州见到了美丽的运河、美妙的建筑。可能没有外国人有机会拍这些照片，那时候外国人很少。”

黄浦江

苏州

上海

林西莉用的相机是一台德国福伦达Bessa66箱式相机，是20世纪30年代末的产品。
她在广州拍摄时还遇到过一些危险：“我有一次拍船和仓库，后面围了好多人问我，你为什么要拍这些地方，为什么不拍其他公园，你要是拍的话需要许可证。我明白他们把我当成了间谍。我就告诉他们我是瑞典学生，我来到中国是学习中国文化。他们听了后松了一口气，站在我后面两个中国老大爷，对其他围观者说这个姑娘没有问题，她是个好人，我顺利地取回了相机，警察也向我道歉了。”

广州街头

广州小贩

林西莉在广州拍这些渔船时遭到了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