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4日凌晨，在多数中国人还沉浸在睡梦中时，在七个时区之外的巴黎，一连串的爆炸、枪声打破了巴塔克兰剧院的平静。随后，巴黎10区的“小柬埔寨餐馆”再次遭持枪分子的机枪扫射；22点21分，法国法兰西运动场同时有爆炸发生。法国总统奥朗德当时正在观看法国队与德国队的激烈争夺战，总统紧急撤离，去往内政部召开紧急会议。
信息显示，13日晚发生在巴黎的恐怖袭击，共发生5次爆炸，5次枪击。截止发稿，已造成至少132人死亡。
就在恐怖事件发生前的周四，11月12日，法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现代政治思想史领域的杰出学者伊夫·夏尔·扎卡（Yves Charles Zarka）刚刚应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学计划之邀，在北大发表了题为“欧盟的理想与危机”的公开演讲，北京大学哲学系李猛教授担任主持人，历史系昝涛副教授应邀担任评议人。在演讲中，“一种新形式的恐怖主义”成为扎卡教授分析的重点。
扎卡指出，欧洲某种程度上已经内化了新型恐怖主义袭击，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年1月发生在巴黎的连环恐怖袭击（以“查理周刊”事件为开端）比2001年的“9·11”事件带来的危机更加深重。极端分子对《查理周刊》的恐怖袭击，不同于2001年纽约世贸中心的袭击，已经不仅仅是两个对立文明为争取不同理想、价值、宗教而产生的碰撞。对立变得更加内在化，尽管以不同的形式，但对西方民主国家和穆斯林国家同样适用。扎卡对新型恐怖主义的分析，令他对法国近期的形势深为担忧。
扎卡另外从欧盟的视角提出，欧洲近代价值的衰落以及政治意志的丧失,是欧盟危机的原因及表现。关于欧盟的难民问题，他认为欧盟的边界管理、主权归属与欧盟扩张之间有内在矛盾。
演讲开始前，李猛教授对扎卡的学术贡献和成长经历做了详细介绍：扎卡成名于20世纪80-90年代，因对早期现代政治思想，尤其是霍布斯的研究获得了很高的声誉。90年代开始，扎卡教授的研究拓展到整个现代哲学和政治思想的广泛领域，新世纪以来，扎卡在政治学、哲学各领域对当代欧洲面临的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他这几年的思考最重要的方面是关于世界主义和政治的重新审定。此次，在北大“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的资助下，他将在北大开展为期五周的集中授课。该计划是目前代表北大最高学术水准的讲学项目，入选学者包括崔琦等10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福山，杰姆逊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顶级学者。
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起初由很多美国银行在追逐利益时的故意盲目和大量其他银行（包括欧洲银行）的不负责任引起，在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济衰退、失业率扩大、税收减少、抵抗运动增加……
为何会出现这种后果？扎卡提了两点内部原因：首先，尽管遭遇2008年的金融危机，人们却依旧坚信市场是自我调节和捍卫真理的最佳原则。第二，欧盟趋于政治瓦解,而非建立一个政治实体：从成员国的层面讲，欧盟各国在公共领域的投入日渐减少，政府的管理风格逐渐向“私人企业模式”转变，国家掌握在市场手中，却不再进行缜密的政治考量；从公民社会的层面讲，每个人在与他人竞争的过程中被隔离，社会日渐成为孤立个体的集合，扩大的疏离感引发更多的暴力和不安全；从人类学的层面讲，脆弱的个体更容易被操纵：自身的被孤立，对他人的恐惧，都易导致政治极端主义。
是否有解决此危机的方案？扎卡受哈贝马斯的启发，试图从理论的高度回应这一挑战。哈贝马斯关于欧洲宪法有几点思考：1）欧盟各国只有在经济发展彼此协调、人民生活水平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政治联盟；2）涉及暴力、正义、自由的问题，成员国没有权利触及，国家权利服从于超国家的欧洲法。 3）共享的主权由欧洲人民和欧盟的公民共享，个体在两个层面发挥基本作用：国家和欧盟。总之，由于欧洲的政治受市场逻辑的支配，导致经济危机。因此，重启政治欧洲的观念，以及与之相伴的宪法方案，无疑是解决这些危机的良药。
在这一部分，扎卡给出了两次恐怖主义袭击的案例：2001年发生在纽约的“9.11”事件，2015年1月7-9日发生在巴黎的连环恐怖袭击事件，这两次恐怖袭击是不一样的。在他看来，后者的危机更加深重、也更内在化。发生在2001年9月针对纽约世贸大厦的袭击，通常的解释认为它反映了主流文明间的冲突。而2015年1月巴黎的这次恐怖袭击，已经不仅仅是两个对立文明为争取不同理想、价值、宗教而产生的碰撞。对立变得更加内在化，尽管以不同的形式，但对西方民主国家和穆斯林国家同样适用。
两次危机有交叉之处，但是他们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一方面，西方国家相信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社会制度、经济和政治权力、高度发达的文明以及宗教宽容原则的制度化抵御这类内部危机；另一方面，“阿拉伯之春”的民主热望让人们忘了伊斯兰主义的流毒有可能卷土重来，而事实上它已经控制了多数人，粉碎了人们追求平等和自由的愿望。这种骚乱，比个人独裁时期的动乱更加恐怖。
穆斯林引发的危机和裂痕使人们产生仇恨，但是从仇恨变成残暴并不是连续的，它需要一个过渡。这种过渡源于心灵的“教化”，以世俗化宗教的形式灌输到人们的大脑。施暴者通过社交媒体，运用最复杂的手段和技术实施“教化”，促使人们自我牺牲，从而将对无辜者的杀戮视作消除“恶的”力量，净化“肮脏”的土壤。
扎卡提出问题，为什么现代的年轻人，在法国出生和成长，也有法国的国籍，但却对他们生活的国家怀有一种强烈的憎恶？他们受伊斯兰教主义者宣传鼓动，加入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的武装匪帮实施谋杀或暗杀行动，怎样解释这种行为？扎卡谈了社会和文化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社交媒体的“教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社会性的贬斥。另一方面也有文化的原因，西方社会已经变得只关注物质幸福、社会权利、购买力和社会保护。诚然，这是正当的，但它没有给出生存的理由。传统上伴随欧洲而生的理想光芒不在，道德败坏（更不用提虚无主义）等，都使得年轻人对其生活的欧洲国家充满仇恨。当然，扎卡这样说，并非为野蛮行为辩护，没有什么能为无所顾忌的谋杀提供理由。但是，在西方，尤其是产生新的内部恐怖主义的欧洲国家，确有一种“自我感”的失落（the decline in the feeling of self）。
当下的移民规模对欧盟来说是一次严重的危机。有一个棘手的问题是：为什么欧洲对这种危机准备不足？为什么在欧盟内部的国家之间，会产生那么多分歧？比如说德国宣称它在2015年能收容80万难民，但其他国家就不能收容任何人？大多数国家处于二者之间，不能准确地知道该做什么，或者每月、甚至每周的立场都会改变。
这次危机中，欧洲政治联盟的不足扮演了决定性的作用。扎卡特别指出欧盟边界的问题。由于欧盟内部不设边界（申根区），但又缺乏能力统一控制整个欧盟区的“前线”（边界），导致各国面对难民潮时缺乏安全感，只好放弃“边界”，改设一堵堵“墙”。但扎卡明确地区分了“边界”和“墙”。边界不仅涉及人民，还有法律、商品、创造品、语言等，然而“墙”的唯一功能就是阻止来意不善的人进入；“边界”被双方互相认可，“墙”时常是单方面的拒绝；“墙”在人类历史上阻止了敌军的入侵、扩张、不良人口的涌入，但它不能解决任何事。摇摆于欧盟的共同利益和每个成员国的个体利益，我们再次看出欧盟的政治不足，这种措施没有解决危机，反而使情况更糟了。
政治的问题也通过内部的文化问题反映出来。多数欧洲国家产生了多元文化主义。内部的文化和宗教斗争的一个来源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共有的欧洲观念正在面临欧盟各国穆斯林人口显著增加这一事实。那些试图保护欧洲免受外来侵犯的极右派团体和政党利用、扭曲了欧洲自身的价值。这就是极端主义者称作“大替换”的恐惧——基督教的欧洲被穆斯林的欧洲取代，在此过程中，西欧和东欧的右翼力量也显著增强。
扎卡总结说，欧洲有两个具体的缺点：一是联盟的政治不完善，二是道德和文化的脆弱给极端主义者带来可乘之机。
对扎卡来说，想要理解近期叙利亚等地的移民问题，以及近来愈演愈烈的恐怖事件，有必要展示欧盟近些年来遭遇的各种危机背后的主要内部原因。
首先，扎卡从政治层面，回顾了欧盟构建的原则。欧盟是一个新的政治现实：它是政治的联盟而非国家的联盟。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自我毁灭后，欧洲知道它要想在世界的层面上受到重视，需要在经济和金融层面，同时更重要的在政治层面联合起来。相应地，欧洲各国需要发明一种新的政治范式：一个拥有行动意志和能力的政治统一体，能够保护其公民和他们的财富，而不剥夺成员国的主权：自由、正义、公共秩序、对暴力的运用。因此，政治的欧洲绝非将各自的国家混合到一个单一国家，甚至不是将他们整合到一个联邦国家。回顾政治哲学史，康德曾经紧随孟德斯鸠，揭示了走这条路将面临滑向专制的危险。虽然有些联邦国家并不专制，比如美国、加拿大等。但它们的情况跟欧洲不一样，欧洲的国家是古老的，且和历史、语言、传统、权利有关。因此，有待解决的问题是：在没有国家权利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构建一个政治联盟，其行动的法律和能力必须超过它的成员国？
扎卡指出，这是一个非常根本而且困难的问题。他特别强调，如果没有宪法建立一个政治政府，欧盟会陷入各成员国不同利益间的对立。目前，欧盟不能作出任何决定，也不能让共同的欧洲利益占据上风，而总是给经济发达的国家（例如德国等）更多的发言权。因此，一个合理的政治政府之缺失是许多困难的源头。欧洲国家形成一种发散的多元而非收敛的多元，正是前者导致他们的分裂和彼此对立。
其次，扎卡从文化、文明的层面谈到，欧洲是诸多文明理想的承载者：科学、哲学、技术、艺术等。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开始，欧洲就产生了很多理念：理性、普遍主义、自由、进步、人权、民主、法治等。进入20世纪后半叶，对这些理想的批评之声越来越响亮。扎卡认为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二战的残暴，尤其是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另一方面，作为启蒙运动黑暗一面的殖民主义，也引发了很多恶果：征服了大半个世界，对其施加政治和军事支配，毁灭了很多传统和文化。欧洲曾经认为启蒙时代发展出的普世价值观值得被推广到全球，然而这些欧洲理想被殖民主义时期的灰暗历史打击，已日渐式微，现如今人们对这些理念的普适性产生了怀疑，欧洲文明在道德、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都落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沼中。
针对移民危机，昝涛谈了三点：第一是如何在欧盟的体系内看待法国的干涉，或者说欧盟如何采取行动解决移民危机。第二是如何以历史的角度审视欧洲的移民问题。第三个是是边界问题。
第一点，昝涛提到，北非和叙利亚与法国之间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它们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一年来，上百万人移民欧洲，多数来自利比亚和叙利亚，法国的干涉无疑是导致欧洲移民危机的原因之一。而欧盟意在通过土耳其的协助解决移民危机。土耳其是欧盟的候选国，2015年土耳其将会和欧盟展开谈判，在之前的十年中，土耳其和欧盟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几周前，欧盟却提出一篮子协议，因为它需要土耳其帮忙解决移民问题。默克尔也表示提供给土耳其30亿欧元，让土耳其能够容纳更多的难民，而不是让难民进入欧洲。土耳其的欧洲问题专家呼吁拒绝加入欧盟，认为一旦移民危机得以解决，它就会对土耳其置之不理。昝涛提示道，问题在于，就欧洲移民危机而言，谁是麻烦的制造者呢？俄罗斯一直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而美国并没有清晰的态度，在美国的大选中也较少有讨论。不久，G20峰会将会在土耳其召开，欧洲尤其是德国将和土耳其开展对话和协商，在G20峰会，中国将会发挥建设性作用，促进所有利益攸关方一起尽快将其解决。
第二点，昝涛说，可以把欧洲和穆斯林的关系追溯至7世纪伊斯兰教的迅速扩张，至11世纪十字军东征，经历了两百年的战争史，13世纪至19世纪末，欧洲的东南大部被穆斯林占领，被奥斯曼帝国统治。昝涛认为如何理解穆斯林统治到现在的欧盟统治，对理解欧洲的移民危机有深远的影响。
第三点是边界问题。昝涛认为，欧盟有一个边界，你必须去捍卫。但是按扎卡所言，这个边界包含政治和文化两种边界。亨廷顿曾经写过一本《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国也有一个著名学者叫李慎之，他对这本书作了一个很长、又精彩的评论，认为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的观点来自其对别的民族优势的恐惧，这个优势就是人口的数量。“西方已经没有经济的或者人口的活力足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了”。同时，再看欧盟，比如说德国，为什么在今年它可以安置80万移民？因为德国需要他们，这些人是高质量的劳动力，他们从叙利亚来，中产阶级，懂某些外语，还会很多技术，尤其在工程领域。但是整个欧洲的出生率非常低，因此他们需要劳动力，尤其是年轻、有技术的劳动力。反观中国，也有相似的问题，最近刚刚放宽二胎政策。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是：如何鼓励中产阶级生育更多的孩子呢？
昝涛对扎卡提出的另一个危机，即新形式的恐怖主义也有自己的思考。扎卡在讲座中说，它们不是外在于欧洲的敌人，而是内在于欧洲的；并且提出了两种理由，一种是社交媒体的“教化”，另一个是文化的原因，即欧洲文化的衰落，相对主义逐渐取代普遍主义。昝涛非常赞同扎卡的观点，并指出即使对于原教旨主义者，也同样非常善于利用相对主义来合法化其行为。在今天的穆斯林学界，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角度来批判现代性也非常盛行。昝涛指出这点对理解现代性的危机很有启发意义，尤其在遭遇相对主义者的挑战之际。
扎卡教授指出，目前欧洲面临的恐怖主义已经由“外”转向“内”。2001年的9.11事件尚且是美国之外的基地组织对美国的对抗；而2015年1月发生在巴黎的“查理周刊”等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在国家内部，已不仅仅是两种文明间的对抗，而是文明对抗内化的结果，同时在西方民主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中汹涌；如今，已有超过三千多欧洲圣战分子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为IS效力，内部的恐怖主义危机已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此次巴黎恐怖袭击之后，某BBC驻巴黎记者分析，称此次袭击将在安保层面上“改变游戏法则”，敦促法国作出翻天覆地的改革。然而正如扎卡教授所说，恐怖主义威胁渗透到了欧盟内部，对于这样复杂的情形，法国不会是唯一作出改革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