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资源、环境与产业经济学系主任张鹏飞的邀请，挪威奥斯陆大学（University of Oslo）经济学系教授、欧洲经济学会副会长Kjetil Storesletten于2017年10月18日-21日访问北京大学并开展学术交流。来访期间，Storesletten教授围绕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区域收敛、中国养老体制改革、新兴经济体的商业周期和中国的研发（R&D）投入及绩效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四次讲座。此次系列讲座是北京大学高端学术讲座计划的一部分，由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和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主办、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承办、经济学院产业经济学系协办。来自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家发展研究院、光华管理学院以及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审计大学的200余名师生参加讲座。讲座结束后，Storesletten教授接受了《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的专访。10月21日上午，Storesletten教授还会见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杰出校友、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荣誉院长林毅夫，两位教授探讨了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林毅夫院长向Storesletten教授赠送了自己新结构经济学的最新著作。

10月19日上午，Storesletten教授的首场讲座在经济学院举行，北大经济学院院长助理秦雪征代表孙祁祥院长致欢迎词，讲座由资源、环境与产业经济学系主任张鹏飞主持。本场讲座的主题为“Barriers to Entry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进入壁垒和中国的区域经济增长）。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和壮大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数据表明：中国非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工资和企业规模存在着很大的地区差异。1978-1995年间，从地级市层面看，非国有企业经济绩效的地区差距呈扩大趋势；1995年后，上述差距逐渐缩小，且呈收敛趋势。研究进一步发现不同地区的非国有企业发展趋势差异显著：国企占比更多的地级市，非国有部门规模更小的地级市，进入该地区的非国有企业就会越少，新进入非国有企业的工资、全要素生产率（TFP）、劳动生产率和人均资本水平也会更低。产出和资本层面的扭曲无法成功解释上述现象。在Hopenhayn（1994）的基础上构建起包含企业进入壁垒（entry wedge）的模型，并运用工业调查的数据进行了校准，结果发现：进入壁垒的地区差距以及进入壁垒在1995年后的快速下降能够很好地解释1995-2004和2004-2008年非国有企业工资和TFP在地区差距的变化趋势。

19日下午，Storesletten教授举行第二场讲座，主题为“Sharing High Growth Across Generations: Pensions a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China”（在代际之间分享高速增长：中国的养老体制和人口转型），由经济学院陈仪老师主持。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发展代际不平等问题更加突出；而包括养老金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有效地改善这一情况。然而，随着老龄化进程加速，养老保险制度可能造成入不敷出局面，中国现行的养老金制度是否需要改革以及改革方向等问题引起了热烈且广泛的讨论。为此，教授使用经过中国数据校准后的多期世代交叠模型（OLG），评估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中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所带来的福利效应。模型结论表明：中国现行的养老金制度需要进行重大调整，但推迟到2050年进行改革与调整的成本最小；在较高的预期工资增长率和低利率的条件下，现收现付制（PAYGO）对于代际再分配的调节较为有效，能达到理论最优情形的50%；尽管完全积累制（fully funded）下的税收负担最低，但它并没有考虑代际间的重新分配问题；在无法满足有效储蓄，并且养老基金没有良好投资途径的情况下，完全积累制和没有养老金没有差异。

20日上午，Storesletten教授举行第三场讲座，主题为“Fluctuating like China: Business Cycles during Structural Change”（中国式波动：结构转型中的商业周期），由经济学院平新乔老师主持。对比中美两国的商业周期和结构转型，可见两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1）在加总就业波动上，中国不具有周期特性，美国则具有顺周期特性；（2）中美两国非农就业波动都具有高度顺周期特性；（3）在农业就业波动上，中国具有逆周期特性，美国则不具有周期特性；（4）关于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部门的重新配置，中国表现为强烈的负相关，美国则零相关。美国的经验事实代表了发达国家的一般情形，而中国的情况是否只是个例？通过对177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美之间的差异主要是由农业部门的就业所造成的。农业就业比重越高的国家，总就业和GDP的相关性越低，农业和非农业部门就业的负向关系越强，非农部门就业与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的负向关系越强，农业部门就业和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正向关系也越强。讲座介绍的研究成果基于这一经验事实，对商业周期和结构转型两大理论进行整合，并用中国的结构转型数据进行校准，发现该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中国商业周期的特点。论文还进一步预测，随着生产率的增长，中国商业周期的特征将与美国趋同。

20日下午，Storesletten教授举行第四场讲座，主题为“From Imitation to Innovation: Where is All that Chinese R&D Going?”（从模仿到创新：中国的研发去哪儿了），由国家发展研究院赵波老师主持。1999年以来，中国大陆开始加大在R&D上的投入，2006年后投入强度进一步加大。在此背景下，本次讲座重点介绍对于中国的R&D投入的配置是否有效、R&D投入的错配会带来多大程度的效率损失等问题的研究成果；在对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企业R&D投入进行经验事实总结的基础上，将技术收敛、资源错配、企业生产率动态变化、R&D投入与政策分析等方面的理论相结合，提出统一的、含有内生的生产率动态变化机制的资源错配理论。研究过程中发现，将台湾地区作为基准并对大陆地区进行预测，结果与现实不符：预测的大陆R&D企业增长更快，并且，大陆R&D带来的TFP的提升效果会更加显著。在考虑到大陆R&D经费的过度扩张、创新型人才的稀缺和道德风险等R&D投入错配的因素后，重新估计后的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效果。重新估计结果表明：如果去除掉R&D投入中的上述错配因素，中国大陆的TFP增速可以增加0.8个百分点（依据大陆地区企业重新估计后的研发成本均值）和1.4个百分点（依据台湾地区企业的研发成本）。

在讲座过程中，Kjetil Storesletten教授与听众进行了大量的交流和互动。参加讲座的师生就Storesletten教授讲座的模型设定、数据选取、模型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和讨论。系列讲座取得了良好的成果，有效推动了北京大学在经济学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经济学院供稿，何明璐编辑）